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我向大会提出“新人口论”，其目的，在一面控制尚未出生之人口，一面提高现有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今日的发言是上次提出的“新人口论”之继续。我只谈节制生育
    　　关于节制生育，党和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直接地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所谓直接，是指取消军属多子女补助费一类措施而言。我所谓间接，是指最近热火朝天的兴修农田水利一类措施而言。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底，全国每天在水利工程战线上从事劳动的农民，自十月份二、三千万，十一月份的六、七千万，又上升到今年一月份的一亿左右。按每人劳动一百二十天计算，共有一百二十亿个劳动日。以每个劳动日平均工资按六角计算，农民在水利工程上所投入的资金已有七十二亿元。现在人数还在增加，工作尚在进行。当然这七十二亿元所创造的财富当大大地超过此数，而且是无可估计的。这是直接的影响。这笔钱若不投入生产，而留在农民手中，不免用之于吃穿、婚丧、迷信、赌博等等，容易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这就是我所谓间接的工作。河南代表赵文甫先生在这次发言中指出，许多男女青年为了实现水利化，自愿推迟了结婚时间。辽宁省代表丘新野先生在发言中也说，打算在春节结婚的工人，纷纷给女方写信，推迟结婚期。这两位代表的发言，足以证明吾言之不误。所以我说关于节制生育一点，党和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位研究东南亚国家人口问题的外国专家一日在和平大会讲演时由陈翰笙先生介绍他与我交谈，他对我说：“有的国家的人口问题比你们的严重得多，但政府对此漠不关心，不知将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们的优点，是党政领袖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只靠学者们口说笔写效果很小。祝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党和这样的一个政府。”我听了他的话之后，觉得他说出了我心中要说的话。不仅党和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即地方和全国的人民代表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在今年一月五日、六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各种控制人口增长办法，如大力提倡节育提倡晚婚等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李永等八位代表提出修改婚姻法的结婚年龄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把这个提案交由常务委员会交法案委员会研究。法案委员会认为：“提倡晚婚的精神是好的，应当在群众中加强宣传教育，使群众自愿地推迟结婚年龄。”在群众不了解早婚的害处和迟婚的好处以前，结婚年龄现在可以不改。徒法不能以自行，自古云然，所以，我认为法案委员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党和政府已经着手做了，地方和全国人民代表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试问农民自己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法？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之中作为第二十九条。这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自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之后，在农村中已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已取得了不少收获。比如四川省内江县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就节制生育问题展开了大辩论，许多社员都认为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这次辩论是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引起的。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十二人，需要消费粮食三万一千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二十七斤才能够吃。但这里有早婚多生子的风气，这个问题过去并未引起大家注意。近几年，生活有了改善，这种风气更有了发展，许多人认为“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老年人鼓励儿女早婚，青年人也是刚满规定年龄就急忙结婚。政府宣传节制生育时，不少人思想有抵触。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还提出意见说：“政府连我们生多少娃娃也要管。”表示很不满意。后来这个社专门召开了节制生育问题的辩论会，辩论“节制生育到底好不好”。参加的人很踊跃。有人发言说：“娃娃多了，顾吃顾不到穿。前年入社，去年多分了四百多斤粮食，可是添个娃娃就用得精光，现在还欠三十多元债。娃娃多了，生活提不高，老婆和我吵过好多架。”在会上，大家都算起人口增加的细账来，算到后来都很吃惊。大家感到这样下去，一年要增产多少粮食才够吃？那还有多少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接着，全场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起孩子过多的害处来。生过六个孩子的一个人说：“娃娃一多，照顾娃娃就照顾不了生产。有时候做活回来，娃娃没人照应跌得头破血流。去年我只做二百多个工分，娃娃少的人却做了一千多个工分。”在会场上有些人还批评了“早生子早享福”的思想，理由是有了合作社，勤劳动就能改善生活，把合作社办好，比啥都可靠（意思就是不必一定要靠儿子）。全场的人都认为政府提倡节育正是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过有些社员嫌避孕麻烦。经过争论，大家感到有点小麻烦，还是比生育过多带来大麻烦好。有些社员还建议在农村加强节育的宣传，改进避孕药物的供应工作；并希望医院能想出更简便更经济的避孕方法。